文学翻译助力海外工程项目中非文化交流
“海外工程项目”倡议为中国和非洲大陆的共同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中非文化交流广泛深入，构成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但在当前却面临多重困难。其一，西方媒体着力宣扬“中国新殖民主义”“中国掠夺资源论”，意在误导国际舆论，造成非洲民众对中国的不信任。其二，非洲文化中原始而神秘的村社传统和部落精神与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大相径庭，容易导致偏见与误解。要解决这些困难，就需要开展中非文化对话。本文从非洲文学在我国的翻译出发，审视非洲文学翻译在中非文化交流中的历史与作用，并思考相关问题。
非洲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历史
非洲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大体可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40年代以前。我国对非洲文学的译介肇始于晚清。古埃及诗人补虽里的《衮衣颂》（1890）是有记载最早的非洲文学汉译作品。南非女作家旭莱纳的短篇小说集《梦》（1923）、法属马提尼克作家马郎的小说《霸都亚纳》（1928）等作品契合了五四运动和左翼文学的风尚，成为20世纪初期屈指可数的非洲文学译作。
第二阶段：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非拥有相似的历史遭遇，在摆脱殖民主义桎梏、争取民族解放上也拥有相似的愿景。该时期的译介主要服务于意识形态宣传，中非建交与领导人互访等外交事件成为译介热潮的直接推动因素。反殖民主义色彩越强烈的非洲作家，就越受到我国媒体与出版界的重视。如塞内加尔国民作家桑贝内曾受邀访华，他在60年代出版的几部小说都几乎是紧随原著推出了汉译本。再如《人民日报》曾于1960年以整版形式，对喀麦隆作家奥约诺的小说《老黑人和奖章》做了长篇评论。
第三阶段：20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非洲文学所蕴含的政治功能在我国逐渐淡化，译介种类更为丰富，但数量与前一阶段基本持平。当出版界获得以美学价值为选择标准的自由之后，反而一度无所适从，于是，西方颁发的国际性文学奖项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出版导向。自80年代起，索因卡、马哈福兹、阿契贝、戈迪默、库切等非洲作家陆续获诺贝尔奖、布克奖等国际文学奖，这些作家的代表作均在这一时期被译成中文，其所属的南非、埃及、尼日利亚等国文学也顺势成为我国非洲文学译介的重心。
第四阶段：2000年以来。中非合作论坛在世纪之交成立，为中非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平台，但文学翻译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产出不丰。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海外工程项目”倡议之后，非洲文学作品翻译迎来了井喷期，译介视野得到极大拓展，最明显的变化是出现了许多文学译丛与个人作品集。有三个文学译丛值得关注：一是浙江师范大学牵头、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非洲人文经典译丛”，这是我国第一个以非洲文学为主体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译丛。二是华文出版社的“丝路文库”。三是台湾地区的“南方家园非洲系列作品”。另外，燕山出版社的“天下大师”系列推出了戈迪默与索因卡的作品集，南海出版社推出了阿契贝作品集，还有译林出版社的奥克瑞作品集、中信出版集团的科托作品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阿迪契作品集等。
海外工程项目背景下非洲文学翻译的作用
文学翻译有助中非民心相通。中国读者对非洲存在许多刻板印象。莫桑比克作家科托2018年来华参加中译本出版的宣传活动，提到了两大常见刻板印象：一是视非洲为整体，将不同的国家、宗教、语言、文化混为一谈；二是认为非洲没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也不讲求儒家式的道德品性，所以腐败在非洲是普遍现象。通过阅读文学作品，读者很容易就能打破这些刻板印象。民心相通的前提是互相尊重，文学翻译是其中耗资最少、收效最大的路径。1985年，中方代表团带着马金鹏先生翻译的《伊本·白图泰游记》出访摩洛哥，将书赠给国王哈桑二世，在当地引起了轰动。1999年，哈桑二世国王访华时，还就中国翻译此书一事专门表示感谢。2014年的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的讲话中再次提到此书。这是文学翻译在“海外工程项目”建设中能够连通民心、发挥巨大作用的一大例证。近年来，在教育部统编的小学语文教材中，课外阅读的推荐书目里也出现了《非洲民间故事》，可见我国越来越重视文学翻译在中非民心相通过程中起到的基石作用。
文学翻译有助中非文明互鉴。非洲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因卡曾于2012年访华，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所作的演讲题目是“非洲半个世纪追寻复兴之路”。中非当代文学创作的共同特征之一就是对民族复兴梦的追寻。文学翻译能够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加强文明互鉴，推动中非实现“中国梦”与“非洲梦”。非洲历来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索因卡曾提到自己读过李白、杜甫、苏东坡的作品，也读过中国当代诗人英文版的合集；《三国演义》的翻译使关羽在南非成为反抗暴政与种族压迫的正义象征；尼日利亚戏剧家费米在中国观剧后，回去写了非洲版的《雷雨》，中国文学对非洲文化的影响润物细无声。而非洲的现代文学个性鲜明，同时从古老的口述传统与现代的西方文学中汲取养分，融会贯通，表达民族自信。今天的中国社会也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变，如何通过文学建构国家与民族形象，并有效地对外传播，这是中国文学可以向非洲文学学习的经验。中国文化的“走出去”与非洲文化的“走进来”只有实现同频共振，才能谱出追寻中非民族复兴梦的新篇章。
对非洲文学翻译的思考
文学翻译应具中国视野。中国和非洲历来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双方在当前文化领域都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摆脱将西方置于世界视野中心的知识运作方式，带着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同感，把握20世纪世界文学的进程，介入21世纪世界文学秩序的重构。非洲文学尚有丰富的学术领域有待开垦，大量作品有待译介。在彰显文化自信的“海外工程项目”倡议背景下，学界应该脱离西方文学奖、文学译介与批评的框架，带着中国视野来筛选非洲文学作品进行翻译。例如浙江师范大学非洲文学研究中心率先进行尝试，以全球非洲学者评选出来的“20世纪非洲百部经典”为基础，挑选其中30余部作品，组织翻译与研究。这些作品尚无中译本，但在非洲本土极具影响力，能够帮助中国学者从非洲视角看问题，也对新时期的非洲形象建构与中国文化认同具有启迪意义。除了浙江师范大学所参考的“20世纪非洲百部经典”之外，如何确定“在非洲本土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文学文本？可以参考的路径有如下几条：一是参考亚非拉作家联盟、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委员会等机构提供的书目资料；二是请各国的非洲文学专业教授开具书单；三是调查非洲各国权威出版社的销售数据与榜单；四是参考非洲地区性文学奖项（如黑非洲文学大奖等）。
文学翻译应重质量把控。文学翻译能够强有力地推动文学研究，国内对桑贝内、奥约诺、奥克瑞、阿迪契等作家的研究往往发轫于中译本问世之后，硕博士论文情况尤为明显。当文学研究依赖文学翻译时，就必须格外注意质量把控，以免翻译的失之毫厘演变为研究的谬以千里。当前非洲文学翻译主要由两类译者完成：一类是高校教师，如浙江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等均已组建起较为成熟的非洲文学翻译团队；另一类是自由译者，包括退休教师、记者、专职翻译、非洲文学爱好者等。面对译者团队的参差不齐，译本出版的市场导向，文学翻译质量把控刻不容缓。其有效措施之一便是建立较为完善的翻译评估体系，借助国家的政策支持（如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国家留学基金委区域研究项目、中非高校20+20合作计划、国家出版基金等）培养合格的翻译人才，使翻译活动不再是“空中楼阁”，使译者能够踏足非洲去感知现实，再回到文本从容创作。
近年来，非洲积极对接“海外工程项目”倡议，为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能量，也为中非民间文化交流搭建了桥梁。文学翻译在中非民心相通、文明交流互鉴领域已经取得了相当成果，未来也必将继续活跃，帮助中非人民真正“走进”对方文化，成为打造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巨大动力，也成为促进中非文化交流的不竭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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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历史
非洲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大体可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40年代以前。我国对非洲文学的译介肇始于晚清。古埃及诗人补虽里的《衮衣颂》（1890）是有记载最早的非洲文学汉译作品。南非女作家旭莱纳的短篇小说集《梦》（1923）、法属马提尼克作家马郎的小说《霸都亚纳》（1928）等作品契合了五四运动和左翼文学的风尚，成为20世纪初期屈指可数的非洲文学译作。
第二阶段：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非拥有相似的历史遭遇，在摆脱殖民主义桎梏、争取民族解放上也拥有相似的愿景。该时期的译介主要服务于意识形态宣传，中非建交与领导人互访等外交事件成为译介热潮的直接推动因素。反殖民主义色彩越强烈的非洲作家，就越受到我国媒体与出版界的重视。如塞内加尔国民作家桑贝内曾受邀访华，他在60年代出版的几部小说都几乎是紧随原著推出了汉译本。再如《人民日报》曾于1960年以整版形式，对喀麦隆作家奥约诺的小说《老黑人和奖章》做了长篇评论。
第三阶段：20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非洲文学所蕴含的政治功能在我国逐渐淡化，译介种类更为丰富，但数量与前一阶段基本持平。当出版界获得以美学价值为选择标准的自由之后，反而一度无所适从，于是，西方颁发的国际性文学奖项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出版导向。自80年代起，索因卡、马哈福兹、阿契贝、戈迪默、库切等非洲作家陆续获诺贝尔奖、布克奖等国际文学奖，这些作家的代表作均在这一时期被译成中文，其所属的南非、埃及、尼日利亚等国文学也顺势成为我国非洲文学译介的重心。
第四阶段：2000年以来。中非合作论坛在世纪之交成立，为中非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平台，但文学翻译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产出不丰。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海外工程项目”倡议之后，非洲文学作品翻译迎来了井喷期，译介视野得到极大拓展，最明显的变化是出现了许多文学译丛与个人作品集。有三个文学译丛值得关注：一是浙江师范大学牵头、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非洲人文经典译丛”，这是我国第一个以非洲文学为主体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译丛。二是华文出版社的“丝路文库”。三是台湾地区的“南方家园非洲系列作品”。另外，燕山出版社的“天下大师”系列推出了戈迪默与索因卡的作品集，南海出版社推出了阿契贝作品集，还有译林出版社的奥克瑞作品集、中信出版集团的科托作品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阿迪契作品集等。
海外工程项目背景下非洲文学翻译的作用
文学翻译有助中非民心相通。中国读者对非洲存在许多刻板印象。莫桑比克作家科托2018年来华参加中译本出版的宣传活动，提到了两大常见刻板印象：一是视非洲为整体，将不同的国家、宗教、语言、文化混为一谈；二是认为非洲没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也不讲求儒家式的道德品性，所以腐败在非洲是普遍现象。通过阅读文学作品，读者很容易就能打破这些刻板印象。民心相通的前提是互相尊重，文学翻译是其中耗资最少、收效最大的路径。1985年，中方代表团带着马金鹏先生翻译的《伊本·白图泰游记》出访摩洛哥，将书赠给国王哈桑二世，在当地引起了轰动。1999年，哈桑二世国王访华时，还就中国翻译此书一事专门表示感谢。2014年的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的讲话中再次提到此书。这是文学翻译在“海外工程项目”建设中能够连通民心、发挥巨大作用的一大例证。近年来，在教育部统编的小学语文教材中，课外阅读的推荐书目里也出现了《非洲民间故事》，可见我国越来越重视文学翻译在中非民心相通过程中起到的基石作用。
文学翻译有助中非文明互鉴。非洲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因卡曾于2012年访华，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所作的演讲题目是“非洲半个世纪追寻复兴之路”。中非当代文学创作的共同特征之一就是对民族复兴梦的追寻。文学翻译能够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加强文明互鉴，推动中非实现“中国梦”与“非洲梦”。非洲历来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索因卡曾提到自己读过李白、杜甫、苏东坡的作品，也读过中国当代诗人英文版的合集；《三国演义》的翻译使关羽在南非成为反抗暴政与种族压迫的正义象征；尼日利亚戏剧家费米在中国观剧后，回去写了非洲版的《雷雨》，中国文学对非洲文化的影响润物细无声。而非洲的现代文学个性鲜明，同时从古老的口述传统与现代的西方文学中汲取养分，融会贯通，表达民族自信。今天的中国社会也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变，如何通过文学建构国家与民族形象，并有效地对外传播，这是中国文学可以向非洲文学学习的经验。中国文化的“走出去”与非洲文化的“走进来”只有实现同频共振，才能谱出追寻中非民族复兴梦的新篇章。
对非洲文学翻译的思考
文学翻译应具中国视野。中国和非洲历来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双方在当前文化领域都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摆脱将西方置于世界视野中心的知识运作方式，带着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同感，把握20世纪世界文学的进程，介入21世纪世界文学秩序的重构。非洲文学尚有丰富的学术领域有待开垦，大量作品有待译介。在彰显文化自信的“海外工程项目”倡议背景下，学界应该脱离西方文学奖、文学译介与批评的框架，带着中国视野来筛选非洲文学作品进行翻译。例如浙江师范大学非洲文学研究中心率先进行尝试，以全球非洲学者评选出来的“20世纪非洲百部经典”为基础，挑选其中30余部作品，组织翻译与研究。这些作品尚无中译本，但在非洲本土极具影响力，能够帮助中国学者从非洲视角看问题，也对新时期的非洲形象建构与中国文化认同具有启迪意义。除了浙江师范大学所参考的“20世纪非洲百部经典”之外，如何确定“在非洲本土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文学文本？可以参考的路径有如下几条：一是参考亚非拉作家联盟、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委员会等机构提供的书目资料；二是请各国的非洲文学专业教授开具书单；三是调查非洲各国权威出版社的销售数据与榜单；四是参考非洲地区性文学奖项（如黑非洲文学大奖等）。
文学翻译应重质量把控。文学翻译能够强有力地推动文学研究，国内对桑贝内、奥约诺、奥克瑞、阿迪契等作家的研究往往发轫于中译本问世之后，硕博士论文情况尤为明显。当文学研究依赖文学翻译时，就必须格外注意质量把控，以免翻译的失之毫厘演变为研究的谬以千里。当前非洲文学翻译主要由两类译者完成：一类是高校教师，如浙江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等均已组建起较为成熟的非洲文学翻译团队；另一类是自由译者，包括退休教师、记者、专职翻译、非洲文学爱好者等。面对译者团队的参差不齐，译本出版的市场导向，文学翻译质量把控刻不容缓。其有效措施之一便是建立较为完善的翻译评估体系，借助国家的政策支持（如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国家留学基金委区域研究项目、中非高校20+20合作计划、国家出版基金等）培养合格的翻译人才，使翻译活动不再是“空中楼阁”，使译者能够踏足非洲去感知现实，再回到文本从容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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